是者，则也。
所谓国是，国政之则，天子、宰相、诸大夫共定。
国之有是，如政之有刑。触刑者如律，犯国是者，自然是逐离朝堂。
熙宁十年，新党用‘国是’二字，干掉多少反对派？
元丰之后，新党又是用‘国是’二字，让多少反对者噤口不言？
不用提点，向太后自己就能数出许多。
当韩冈为什么说辽国撕毁盟约，接连入寇是国是之故，这其中道理却是让向太后不明白。
正想发问，吕嘉问便跳了出来，“夫家自为政，人自为俗，先王之所必诛；变风、变雅，诗人之所刺也。朝廷惟一好恶，定国是，澄清朝堂，国势大兴。南交亡而西域定，西夏灭而北辽败；”吕嘉问瞟了韩冈一眼，“若先帝昔年未定国是，承祖宗之旧法，从之富韩之谬言，含辱忍垢、不言兵事，韩参政岂能站在这里？”
吕嘉问的一番话如暴风骤雨，噼里啪啦的砸向韩冈。
但他说的也的确有理，没有王安石的新法，没有先帝熙宗皇帝的提拔，韩冈哪里有出头的机会？有其才，却不得其时的人物，历史上太多太多。
“的确如此。”韩冈不可能昧着良心否认，对着太后道，“先帝与王平章当年所定国是，便是新法种种，总而言之，不过是维新图强四个字。今日臣能立足垂拱殿上，实赖于此。”
太后平静的等待着，韩冈之后肯定有转折，吕嘉问也知道，抢先一步，“既然……”
“但一时之法，当一时之用！”韩冈声量陡然提高，截断了吕嘉问的话，“祖宗之法，国初之时，祖宗持之以平诸国、定天下。至仁宗时，便已难以应付变局，之后抱残守缺，至先帝登基，已几近病入膏肓，如此方有变法之事。先帝登基时，外饰太平，内则倾颓，兵不堪战，财不足用，西贼猖獗，北虏虎视。先帝见及于此，擢贤能，用新法，不数年便兵精粮足，进而平交趾，灭西夏。虎贲三千，就能抵定西域。精兵数万，便可遏阻北虏，诚乃新法之功。可如今国是已不合于时，是到了该变一变的时候了。”
“何谓不合于时？！”吕嘉问立刻反驳，“韩参政这么说是因为国势昌盛？！因为四夷畏服？！因为国计丰裕？！因为百姓安居？！”
一连串的排比，让韩冈的言辞变得薄弱无比。
“不谋万世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。眼下国势虽盛，却隐患重重，若不及时加以弥补，日后难免熙宁之危。请问吕三司，祖宗之法残民乎？”
吕嘉问深深的盯了韩冈一眼，却露出一丝微笑：“祖宗之法承之五代。只是因为国事初定，方抱残守缺，承袭下来。而自太祖至今，幸得诸圣勤于政事，又得上天庇佑，方得保平安。昔年平章进于先帝疏中亦言，‘赖非夷狄昌炽之时，又无尧、汤水旱之变，故天下无事，过于百年。虽曰人事，亦天助也。盖累圣相继，仰畏天，俯畏人，宽仁恭俭，忠恕诚悫，此其所以获天助也。’”
韩冈双眉一挑，想不到吕嘉问将王安石吹响变法号角的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背得这般滚瓜烂熟。
按王安石在折子中的说法，祖宗之法早就该丢到垃圾堆里，一开始就是有错，皇宋能安享太平百年，是诸帝勤政爱民，引得上天相助，之所以要变法，是老天爷的帮助越来越少，不能再期盼其帮忙了。
这是标准的黑白分明，直接否定祖宗之法的效果，将之归功于开国以来历代天子克勤克俭、敬天畏人。也是因为正是两党相争的时候，当然不可能去肯定对方坚持的宗旨，只会一棒子打到死，自然不会有辩证法存在的余地。
但更让人意料不到的，是吕嘉问敢于直接攻击祖宗之法残民。真是奋不顾身。现在能驳回自己的言辞，转头来，除了少数几人外，绝大多数御史都不可能坐视。
韩冈气定神闲：“熙宁十载，天灾频频。自改元元丰，风调雨顺直至今日。偶有灾异，不过一路而已。数年前，割让国土与辽，数年后，却能让北虏无功而返，前后相异，岂是无因？”
什么四夷畏服、国势昌盛、百姓安居、国计丰裕，这是老天帮忙！
而且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割地一事，的确发生在王安石为相的时候，这是他洗不脱的。韩冈没有明着拿此事指责王安石，但国势不济，不能助天子免于耻辱，要么是王安石本人的问题，要么就是老天不给面子。那么现在情况好了，还不是老天的功劳？
不过殿上争辩，绝不是给人讲道理。
“仁宗时无尧、汤水旱之变，又为何困于二虏？”吕嘉问反问。
韩冈正要开口，却不提防蒲宗孟抢先道：“参政先立功于西方，后平蛮于南方，却都是在熙宁时。”
真是好助攻。原来韩冈看蒲宗孟不顺眼，今天倒是要刮目相看了。
韩冈接上道：“韩冈虽有微劳，不敢居功。西北二虏之势，岂是南方小国与吐蕃诸部能比。何况不论是平定西羌，还是剿灭交趾，都是靠了屯田加上诸路输送，才能够支持大军出征。到了灭西夏时，已是用上了两年丰稔后的举国之力。辽国国势十倍于西夏，没有十年之积，谈何攻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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